周寒夜
【内容提要】曹禺在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作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雷雨》中的蘩漪、《日出》里的陈白露、《北京人》里的愫方等。纵观这些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寻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女性；二是身受压迫尚未觉醒的底层女性；三是成为封建统治工具的女性。
【关键字】曹禺剧作 女性形象 三种类型
在中国文学史上，戏剧艺术大师曹禺的剧作以其持久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后世难以超越的话剧文学范本。曹禺剧作的成功得益于他对女性形象的构画与塑造，《雷雨》中的蘩漪、侍萍、四凤，《日出》里的陈白露、翠喜，《北京人》里的愫方等，这些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无不渗透着作者的心血。曹禺把他全部的感情、炽烈的爱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她们。曹禺曾说：“旧中国的妇女是最苦的，受着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般说来，也是妇女来念的……所以我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语来描写最好的妇女”。① 纵观这些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寻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女性。
曹禺在《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优秀剧作中塑造了三位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她们在寻求个性解放道路上的曲折人生历程。
1、有雷雨般性格的蘩漪。 《雷雨》中的蘩漪是一个具有雷雨般性格，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新式女性。她渴望追求自由，追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为了这种追求，她敢于冲破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敢于毁掉一切丑恶和美好的东西，悲愤地呼号“我不是他（指周萍）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她大胆鲜明地要求个性的张扬与解放，为了自由自主和爱的权利，她不惜抛弃“母亲”的天职。她是坚决的反叛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矛盾的女性。“在阴沟里讨生活却心偏天样高”，高贵而敏感的灵魂在得不到正常发展的社会环境里只能以一种反叛抗议的形式显示存在的价值。她的性格中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正是这种性格力量使她竭力想把自己从奴性的非人境遇中解放出来，恢复做人的尊严。蘩漪的悲剧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折磨与压迫的悲剧。” ②
理解是爱的基础，只有理解得透彻，才能爱得强烈深厚，才能把握女性性格中的闪光点。正因如此，曹禺笔下的形象才能栩栩如生，耐人咀嚼，让人深思。蘩漪由于受着社会的压制和别人的折磨而变得“”成为人所不理解的，而曹禺却深深地理解好、同情她、爱好，“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觉得她有着“美丽的心灵”，“雷雨的性格”，“她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这种魅力不易为人解悟，正如爱嚼姜片的才道得出辛辣的好处。所以必须有一种明白蘩漪的人始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只觉得她阴鸷可怖 ” ③
2、不愿死却又不得不死去的陈白露。 《日出》中的陈白露是曹禺塑造的另一个寻求个性解放，不愿死却又不得不死去的年轻美丽的女性形象。“她热爱生活，她又厌恶生活”，过着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娼妓，姨太太不是姨太太的生活，她不满意这种生活，但又无力摆脱这种生活。她认定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是残酷的桎梏。陈白露曾经向往过恬静、清静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她与诗人结了婚，然而诗的想象不能代替真实的生活，一下子把她的梦撞得粉碎。“两个处久了，渐渐就觉得无聊了，”后来孩子死了，联结两个人的爱情纽带断了，她与诗人也因此分手了。所以当方达生向她提及“爱情”“自由”和“快活的生活”时，她会否定地摇着头：“哪儿有自由？”“爱？什么是爱？”她以“过来人”自居嘲笑方达生，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陈白露救小东西，决非是一时冲动，而是出于她未泯灭的良知。此举引起周围人的非议——“疯了”，正说明这一点。陈白露从小东西身上觉悟到自己和那群魔鬼们的距离越来越大，摆脱罪恶生活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但是小东西又落进火炕，使她深感自己的无力，由此，她的精神上也越来越痛苦。她需要一个出路，但路在哪里？现实生活的道路确实太严峻了，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如鲁迅先生所预言的“不是堕落，便是回来。”④ 她出了笼门，代表着金钱势力的张乔治之流，张开血盆大口在等待着她。于是她堕落了，然而又不安于此。这个性格充满矛盾的陈白露身上使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蘩漪，同时，蘩漪如果冲出了周家在《日出》那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谋生，也可能就是个活生生的陈白露。将青春与美丽“卖”给了金钱权贵世界的陈白露挣扎在善与恶、生与死的临界线上，这种苦苦挣扎以求解脱的情态是与“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的作家主导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陈白露从闭锁的家庭走向了社会大世界，有了更在的表现空间和更多的人身自由，然而险恶的社会仍然使她没有能够摆脱金钱社会的束缚，因此她身上所表现的人性复归只能以绝望、悲怨和自杀的方式得到昭示。作者通过对人性美好因素的毁灭来显示出他对的价值的肯定和认同，这种肯定认同是作家对社会女性前途命运的忧思和苦虑的结果。
3 、勇敢追求新生活的愫方。 愫方是《北京人》中曹禺塑造的一个大胆地抛下田园般的爱情迷梦，勇敢追求新生活，并且寻找到正确出路的女性形象。她曾经是个生活在封建家庭圈子里的旧式女人，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东方妇女所富有的牺牲精神、善良无私的美德，同时在她身上也承袭着旧思想、旧传统、旧道德的重负。愫方自幼所受的教养，不幸的生活遭遇，十多年来既象小姐又象奴仆般的生活，形成她的平静、从容的神态和惊人的耐性。她好象从未有过暴怒，从没有过高声说话，从没有过开心的笑，就是在思懿的羞辱面前，她也从不怒形于色。她和文清从没有在一起痛痛快快地说过几句话。一切都在默默地相对之中。偶尔她也向人倾诉，但是，潜在心底炽热的感情却隐藏在倾诉的背后。总之，在她身上表现出彻底的内在特质。在曾家二十年的岁月中，一个梦幻似的理想一直陪伴着她，而那理想又常常被压抑着。埋藏在她心灵深处的热情极少流露出来，因而谁也无法了解她在平和、缄默的表面下的心灵的孤独、凄苦。她把自己的永久幸福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消极浪漫幻想之中，对于自身的自卑心理和奴性心理并没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从她与曾文清畸形的爱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的命运观和依赖性，她深深地爱着曾文清，鼓励他勇敢地追求“人成为人”的真正生活，但她自己却情愿留在这个封建牢狱中忍受着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对文清的希望成为她活下去的惟一精神支柱。她明知文清、思懿形同路人，也深知文清对自己的爱情，但她决不愿意与文清一同出走，因为在她心目中文清与思懿的封建式合法婚姻是神圣的。她以牺牲自我来换取一个懦弱灵魂的“自由”，这本身就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她所得到的最终只能是自我意识、自我人格的完全丧失。如果说曾文清未归之时，她“活着”的惟一寄托是他的“脱胎换骨”，那么当曾文清失败而归，愫方的幻想破灭以后，她不得不重新寻找“活着”的意义了。在瑞贞的影响与鼓励下走出牢笼走向了新生。愫方由忍耐到觉醒、反抗、出走，经历了艰难、缓慢的过程。终于完成了从寄希望于他人的复活到决意自身复活的飞跃，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决然地“逃出快要压上盖子的棺材”。愫方由忍耐到觉醒、反抗、出走，经历了艰难、缓慢的过程，在她身上，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群体意识的觉悟是统一的。这一女性形象所显示的深远意义就在于她所代表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妇女，必将在没有一丝苟安可能的现实面前幡然醒悟，走向光明走向新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作者何以在民族危亡关头花费心血去写这样一部家庭悲剧的内在原因。
曹禺剧作起初大都以情爱作为戏剧冲突的中心主线，突现人物个性特征，展现时代的社会的丰富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剧作家创作意识的日趋深化，这种情爱意识更多包含了社会性容量，到《北京人》时这两者已经是得到了较好的融和。对于女性来说，爱情无疑是她们生命组成中最重要的部分，她们往往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种生命情感之中。这对曹禺情爱意识的形成不无影响，还有他对自由、平等等新观念的理解与认识，对“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观念的认同与肯定。因此，对不自由婚姻的强烈抗议，对摧残人性社会的遣责与批判构成了曹禺剧作的中心主旨。他认为周朴园与蘩漪、焦大星与花金子、文清与思懿，都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他们在新观念的召唤下必然产生与环境产生激烈的予盾冲突，从而激发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观念。
曹禺对情爱的认识包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层面，一方面他主张顺应人性要求自由地发展，另一方面又让心爱的美好的东西在黑暗中毁灭。这与传统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大相径庭。显然，理想的爱情在当时是难以实现为婚姻形式的，曹禺将各种矛盾纠葛于情爱，人物则在激烈的情爱冲突中，呈现出独特鲜明的性格内涵。在剧作中让觉醒的女性在轰轰烈烈的冲突中表现一种“悲剧的精神”。蘩漪是冲破传统樊篱奔向自由境界的先驱者，陈白露是战胜奴性的灵魂，只有愫方实现了自我超越而奔向新世界。如果愫方所处的大时代与小家庭没有撞击的氛围，如果没有瑞贞及人类学家的引导与协助，仅凭着自身觉悟，让愫方摆脱个人情爱走向寻求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曹禺特别强调了愫方觉醒过程中内在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她鼓励瑞贞摆脱旧婚姻去寻找幸福，鼓励文清挣脱旧家庭的束缚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然而她自己却不能也不敢去突破礼法规矩，不敢违背家庭制度，她的善良、软弱、封闭、矛盾是并存地交织在一起的。在心中的幻想没有完全破灭之前，她对自身地位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直到幻想成为泡影，她的牺牲换来的只是极度失望与痛苦时，她才真正地清醒，奔向新的世界去寻找自由，才勇敢地实现了对个人情爱的超越，而投身社会解放的洪流之中。社会、道德、性格、心理等方面的因素使曹禺剧作中觉醒的女性由爱情走向社会，而女性顽强的生命本能、生存本能又内在地决定了觉醒的女性思想境界必然由痛苦而升华，达到一个高层次，这标志着作家意识由狭隘单面的情爱而向丰富多层的社会进一步深化。
二、身受压迫尚未觉醒底层的女性。
在曹禺《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剧作中除了塑造寻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女性，他塑造了身受压迫尚未觉醒的底层女性形象，其中以《雷雨》中的侍萍与四凤母女和《日出》中的翠喜最具代表性。
1、被占有、被抛弃的侍萍与四凤母女。 《雷雨》中的侍萍与四凤是一个类型的两代人，身受压迫的女性，她们没意识到女性独立人格的存在，因此她们对身边主人的爱不是女性对男性的选择，而是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只能听从命运和环境的安排，寄予希望于自己所碰到（而非自己选择）一个好男人的女性形象。即使她们不被遗弃，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个合法的奴隶地位，而绝不会获得一种改变自身地位的新的生活方式。她们的悲剧是封建社会一再出现过的“始乱终弃”的悲剧。
侍萍是一个饱尝了人间辛酸和痛苦下层社会的女子，她被周朴园的欺骗自杀获救后，带着孩子“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侍候人”“什么事都做过”先后嫁过两次人，最后和鲁贵这样一个寡廉鲜耻的无赖组成了家庭。作者在她身上表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的坚韧的生活和顽强的意志。她决不准女儿四凤再去做女佣就是要向命运抗争的一种表示。当她得知四凤已经做了女佣时，她当机立断要斩断和周家的联系，准备携女儿离去，再到异乡漂泊。当周朴园要用金钱物质来诱逼她结束30年来的冤仇时，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是周朴园遗弃的大海和周萍的生母。当周朴园从矿上开除了大海，周萍以周家少爷的身份在家里打了大海，又同四凤——侍萍的女儿发生了关系。她咒骂周朴园和周萍是畜生，又不愿大海报复周家的人，更不愿人知道她自己和周家的关系。她怨命而又认命，自尊而又自忍。她向苍天呼喊：“要罚就罚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她完全生活在彻头彻尾的悲剧世界中。
四凤有着饱满的青春，对爱情有着美好胆的幻想，但是社会地位的不同决定了这是一场痛苦、悲惨的爱。在四凤与周萍的两性关系中，是周萍主动的，四凤既抵抗不了周萍的诱惑，又抵抗不了爱情的诱惑。四凤是矛盾的，她既认识到阶级的差距，又不愿意承认这地位的差距，有时还幻想爱能改变这种差距。她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周家下人的地位，母亲不让她到有钱人家当佣的教诲也不时警觉着她，所以她对自己与周萍的关系既喜又怕。父亲鲁贵想利用这种关系，她推推脱脱不敢承认，又带几分甜蜜与自得；母亲侍萍劝她离开周家，她既深知有深意存在，又难以割舍周萍。她对周萍的爱，既有美好的幻想，又有不祥的预感，终因委身于他而无法挣脱。她自知这种爱不正常，所以不愿对父亲公开，对母亲也讳莫如深。自从她接受了周萍的爱并委身于他后，她就处于两种力量的撕扯中：情爱与母爱、感情与理智、情人的欢愉与使女的地位、美好的憧憬与破灭的预感。这种矛盾由于周萍与蘩漪的决裂和侍萍的到来而加剧到不能不进行选择的地步。当四凤得知她与周萍之间竟然有着同胞血源关系，这沉重的打击终于击垮了她的意志，在经历了肉体上、精神上巨大有创伤后触电自杀了。侍萍、四凤拼力挣扎，最终却无法逃脱被占有、被蹂躏的悲惨命运，是黑暗社会的有力控诉。
2、任人欺凌蹂躏的翠喜。 《日出》中妓女翠喜也是这种类型的，被生活所迫，为了养家糊口而走上这条道路，而他的丈夫却还打她。作者让她一面倾诉这个“在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中供人玩钱取乐的“罪没个够”，一面又得意“从前在班子的时候也是数一数二的红唱手，白花花的千儿八百的洋钱也见过”。一面说“都是人，谁生下就是这么贱骨头”，一面又说：“亲妹子，你到这个地方来了，你就不用打算再讲脸”，“咱们娘们‘恼在心里，喜在面上’心里分就得了。”不仅劝小东西在“挂客”，而且还为她拉不着客而着急、动心、伤神。在曹禺笔下，翠喜便是悲悲喜喜地看待自己的营生，喜喜悲悲地同情小东西的遭遇。“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钱买一分货，即便在她的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在“宝和下处”的翠喜，被人欺凌蹂躏到几乎完全麻木，她和其他饿着肚皮的人们不同的是，“别的可以苦眉愁脸地空着肚子”而她“必须笑着的”来取乐于有钱的大爷们。可她这样笑的时候，心在流泪乃至流血。
三、成为封建统治工具的女性。
在曹禺笔下最令人痛恨的女性形象就是《原野》中焦母，她是成为封建统治工具的女性。在焦阎王死后，焦母统治着焦家。焦母不愧是焦阎王的老婆，强悍、狠毒、有心眼，虽然是瞎了双眼年迈的老人，却比明眼人还厉害的老太婆，能清清楚楚地知道别人（仇虎、金子）想什么。她非常暴戾、古怪、非常痛恨金子。例如她发现大星还没走，就阴沉地骂金子“活狐狸精，你丈夫叫你在家里迷得不够，还在你跑到外面来迷。”并用手杖指着她，几乎戳着她的眼。再如在剧中焦母发现金子头上戴了朵花，立刻要金子把花摘下来，扔在地上。她倏地立起，朝那红花狠狠地踹了又踹，然后又弯腰拾起对金子说“拿去戴去！”踢成纷乱的花向金了掷去，正打在金子的脸上，并说“死不要脸的贱货，叫你戴！叫你戴！戴到阴曹地府嫁阎王去” 。 她的儿子大星却是一个怯懦的人，从中离间大星，断定金子是“狐狸精”，是偷汉子的“妖精”，她拿皮鞭给大星，并说“大星！你要再心发软，我不认你是我的儿子……我给你锁上门。你问她，你问她！”她对金子严加防范，使出了封建宗法社会赋予婆婆的权利和威严，不仅对金子举止挑剔，而且还派常五盯金子的梢。金子走路重了，她不满，金子走路轻了，说她吓着她了，骂金子“走路象鬼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她装神弄鬼，编派金子的不是，知道金子的心不在儿子大星身上，所以恨金子。她骂她是“死不了的败家精”她做了个“小木人”当成金子，恶毒地想把金子咒死。当金子把扎着钢针的小木人扔在地上给大星看时，焦母暴雷一般地叫道“打死她！打死她！”儿子没有动手，焦母便自己动手，轮起拐杖向金子所在方向打去，焦母想置金子于死地。
当仇虎为复仇潜入焦家时，嗅觉特别敏感的焦母早就对焦家防范森严了。她通过各种手段来刺探金子的内心反应及行动，她像阴云不散的幽灵一样，阻碍着仇虎的复仇行动。她明知道仇虎来的目的是报仇，却想狡辩来稳住仇虎。她由于机关算尽，太聪明原想打死仇虎的却不料导致她自己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孙子小黑子。焦母对金子、仇虎等人无情欺压，最后只落得家破人亡，孤单单地一个人的下场。这是一个可恶又可怜的瞎老太婆，又是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的工具。作者通过描写她来侧面地反映出以焦阎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仇虎等农民的残酷欺压。
总之，从曹禺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既让人看到中国女性在追求“人成为人”斗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也让人们深深地感到中国女性的解放道路是多么艰难困苦。
参考文献
1．《曹禺剧作论》田本相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
2．《曹禺的剧作道路》，杨海根著，上海文艺出版 1988年版。
3．《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曹禺代表作》田本相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5．《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作品讲评》李平主编，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6．《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① 曹禺 ：《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和田本相同志的谈话》，中国戏剧出版1981年版。
② 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③ 曹禺 ：《雷雨·序》《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④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