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届江苏戏剧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陈  明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评委给予我这次机会，《烟村三月》能在这届江苏戏剧文学奖评奖中拔了头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鼓励。因为，我很看重自己的剧本能在江苏露脸。我有一个肤浅的看法：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得到当地专家和乡亲们的认同，这是最最重要的。江苏戏剧文学奖项的设立，是江苏省文化厅抓艺术生产的“源头工程”。我把它视为江苏从事剧本创作的作者们的“希望工程”。也许，这个措辞不是很恰当，但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心声。在戏剧处于低谷的今天，从事舞台剧创作的编剧目前还属于一个弱势群体，甘苦寸心知。如果就这个话题生发开来，就有“跑题”之嫌了。但我坚信，广大坚守在舞台剧创作领域里的同仁们，一定会由衷地感谢省厅领导的英明决策，感谢各位专家为“源头工程”的启动所作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本来是领《烟村三月》剧本奖的。但要求我发言，却是谈另外一个戏的写作心得，心里平添几许惶惶然。

当接到让我就《秋天的思念》谈一点体会的通知时，我曾经几许犹豫。准确地说，心里有点发虚。我在农村插队时做过代课教师，写这篇文章权当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秋天的思念》参加第五届江苏省淮剧艺术节，获优秀编剧奖和优秀剧目一等奖。当初的写作动因，是为了配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当时，有人劝我不要搞，因为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政治任务。但我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内心的小九九是：上级行文和组织包场肯定能为剧团争得一笔可观的票房收入。盐城市淮剧团是一个区级小团，生存之艰难是不言而喻的。初始的动因绝对没有想到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我的大实话。因为，我是分管艺术工作的副局长，能让剧团演职员工拿上全额工资并且年终还能发上奖金，这是我终日为之奔走为之苦恼而又必须要做好的本职工作。

在进入采访阶段，我渐渐被感动了。

我接触到的所有人都众口一辞：没有汤稚鸣，就没有今天的伯乐达。汤稚鸣是为伯乐达累垮的！她是在德国照明博览会上累倒的，目前还处于植物人的状态。一个英雄模范人物，使上至集团的老总，下达普通保洁工，一提到汤稚鸣就泪水盈眶，我的心被震撼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这就产生了如何认识生活、解释生活的过程。我看过《平头百姓》的演出，又反复研究过录像——这是一个从真人真事的原型转化为艺术典型的范例。主人公牺牲后，他的女儿用传呼机呼叫父亲的戏剧场面使我感动不已。再则，多年前，我曾看过一部写给水英雄李国安的话剧《热血甘泉》，其中有一场写李国安到学校为儿子开家长会的戏。当时我的眼睛都潮湿了……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场戏是虚构的。仔细琢磨，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点就是把英雄模范的“人的状态”充分展现在观众面前。也许，“人的状态”这一提法还没有从理论上找到依据。但这种对先进人物“艺术化的解释”，的确是解决了一个常见的难题，即：本来先进人物的事迹很真实、很感人，然而搬上舞台后，观众却认为不可信，更谈不上感人了。

于是，我开始寻找汤稚鸣最具“人的状态”的行为情感和性格特征。在采访汤稚鸣的亲属时，曾听说这样一个小故事：汤稚鸣从扬州落户盐城伯乐达十一年，每年中秋节都和工人们一起团圆。有一年，集团董事长将汤的丈夫和儿子接到盐城过中秋节。家人团聚，自然其乐融融。汤稚鸣的儿子和母亲开了一句玩笑话——汤总今天好漂亮。汤稚鸣顿时泪水夺眶而出……这泪水，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歉疚，是一个普通女性的“人的状态”。后来，这个细节经过了改造：舞台上，除夕夜雪花纷纷，一家人在电话里相互问候，儿子没有喊妈妈，而是一声：“汤总，过年好”。台下观众无不为之酸楚、揪心，潸然泪下。改革与变迁的当今社会，表面上虽然是红尘滚滚，利来利往，变幻无常，但骨子里“人的状态”却是永恒的。有亘古不变的挚爱与宽容、无私与自私，也有心灵的震荡与缓冲。因此，透过生活的表层，走近“人的状态”，生活中的英雄原型也许就能演变成舞台上的艺术形象。

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创作过程中，常常事与愿违——生活中，先进人物的事迹非常感人，但就是写不出戏来。而往往出于对先进人物的尊重，特别是熟悉先进人物的领导、群众、亲属，常常把舞台上的人物事件和生活原型加以比较。这是让作者伤透脑筋的事情。

还是回到“人的状态”上来。

首先从汤稚鸣的失误写起。大幕拉开的时候，汤稚鸣已经是个植物人了，时光闪回到十一年前……汤稚鸣的第一个戏剧动作，就是在处理一个职工违章的事情上搞错了。由此，她和一名保洁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情急之中，汤稚鸣甚至要解除这名保洁工的劳动合同。为了维护她的威信，从集团领导到中层干部都想把这个矛盾化解掉。当汤稚鸣发现事情真相时，毅然在全厂职工的班前会上向保洁工公开道歉。这是发生在汤稚鸣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事情，但在所有的材料中都没有披露。而这块材料成了整场戏中的第一个亮点，也将汤稚鸣急躁、率直、知错就改的性格凸现了出来，也就有戏可看了。实践证明，熟悉和不熟悉汤稚鸣的观众对此都认可了。

其次，把汤稚鸣从被动向主动挪移。

常规的编剧手法，主要人物应该在戏剧情境中要有主动行为。但表现汤稚鸣这样一个先进人物时，写来写去还是脱不开好人好事的窠臼。于是，在众多的素材里，筛选出请汤稚鸣出山去盐城，她的回避和犹豫最终被说服。汤稚鸣夜访遭遇火灾的职工时，突然发生间歇性失明而跌下河沟，被一个小偷救上岸。交谈的过程中，小偷最终被汤稚鸣的人格力量所感化。由于把主人公从变动向主动方向挪移，构成了戏剧情势的突转，从而看到了人物命运的变化。

再则，注重大事件的真实性和细节的虚构。《秋天的思念》在创作过程中，全剧的大事件是基本真实的，但其中许多细节却是经过改造或完全虚构的。如“除夕夜”这场戏。原本生活中，汤稚鸣的出差地是南方某个城市。为了营造一个特定的氛围，将其出差地挪到东北一个山区小站。地点的改动，就形成了视觉的冲击。除夕之夜，在偏僻的小火车站上，汤稚鸣和家人在电话里拜年，互祝平安。夫妻情、婆媳情、母子情在漫天飞雪之中化成一缕温馨，也渗透进每一个观众的心。

以情动人，还要有趣悦人。这个戏的风格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正剧。但太多的是泪水和叹息，负荷太重。为此，在剧中设计了一些充满情趣的喜剧场面。如外商代表的不拘小节和女员工之间的调侃，小青工追求恋人写朦胧诗闹出的笑话，汤稚鸣恳求两个员工和她打牌等等，既有生活气息，又有生活情趣，演出节奏有张有弛，使观众获得审美愉悦。

《秋天的思念》创作过程，从单纯的追求票房收入升华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一个对先进模范的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更重要的一点，是汤稚鸣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以她的人格力量，她的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了我认识生活、热爱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商业社会的冲击，视听艺术的挤压，正使戏剧舞台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灯红酒绿的映照下，我们从事舞台剧创作的犹如清冷的孤灯。现在有一种说法，艺术就是用来“消费”的，衡量它的价值变成了跟着时尚走和所谓的“市场占有率”。坦率地说，像《秋天的思念》这样的作品，无论如何也拼不过那些“快餐文化”，也不可能有绝对优势的“市场占有率”。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代表着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的主流文化的戏剧，能让它再演化为唯“市场占有率”是从吗？这话当然不能用于概括我们艺术创作的现状，但作为有感而发的一种忧虑，却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因此，我们的艺术必须在“二为”方向的指导下，去认真地感应心灵，守护永恒的价值。有人说，理想主义已经过时了，但生命对于理想的渴求，却永远不会过时；真正优秀的民族文化，永远不会消失。

再回到一个老僧常谈的话题上来，就是个人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态度。我非常赞同这样一句话：一个作者必须要过生活这道“铁门坎”。我的生活阅历亦较丰富——插过队，当过兵，基层单位负过责，现在坐机关。但我一直坚持每年到基层生活中沉一段时间，长期下来就有了一定的生活积累。各式人等、各种生活迹象，都可以扩大自己的创新视野，激发创作的活力。创作《秋天的思念》，可能得益于我平时的生活积累。这个戏得到过来自多方面的帮助和扶持。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先后大改四次，小修小改不计其数。省厅的刘厅长、艺术处汪处长和剧目室陈主任曾多次对剧目的修改加工提意见、出主意；在进入后期排练的过程中，省剧目室专门委派了徐杰老师到盐城帮助加工修改；邓小秋老师的加盟，对其整体针脚的缝合和艺术品位的提升，收到了画龙点睛、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推进了该剧的生产进程……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秋天的思念》还只是一碗夹生饭。让我现在就写创作谈，实在汗颜。我权且把这份作业交给各位领导、专家和同仁们判分。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好学生，但我一定能做一个勇于订正错误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