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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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剧论中写人的四种技法

徐柏森

  我国古代戏剧家,较早地把人物塑造作为戏剧的本质特征来看待,它和西方古代剧论中,把情节和行动放在性格之前的理论,是有区别的。我国古代剧论中认为,戏曲是种高度综合的艺术,就写人来讲,有绘画的摹仿功能,有可与叙事(史传)、评话(小说)相媲美的曲折故事。但它又与绘画、诗词、小说不完全相同,它是要通过唱和演的表演,具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笑则有声,啼则有泪,喜则有神,叹则有气”,是将人物的喜怒哀乐,直接诉诸感官,而不是单纯凭借第二信号系统,去感知它。因此,作者必须洞察社会中的众生相,还要化为剧中人去体验各种复杂的感情,唯有这样才能写好剧本中的人物。

  不少戏剧家还指出,人物塑造的关键是情感的表现和传达。从戏剧效果来看,传神也就是传情。但这种情感不应是类型化、程式化的,各种不同的戏剧人物,都有各自不同的喜怒哀乐。情感又与人物的个性有关,喜剧人物和悲剧人物的命运冲突,大多都和性格相连,因此,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被提到重要的位置。然而鲜明不等于是单一(单一必然导致类型化),而应是多种元素的组合,并在这种组合中,有占主导地位的方面,这样的人物才具有鲜明性,故而鲜明性应该与复杂性相统一。可性格的复杂,又不能看成是性格的分裂,绝不能忽视性格的一致性原则。这是指性格描写中,前后要连贯,人物可以有重大转变,但必须说明原因,无缘无故的转变,就会破坏性格的一致性。所以,人物性格的鲜明、复杂、一致、可信,归根结底是要求实现它的“真”,是有别于生活的艺术真实感。

  在戏剧家的眼里,戏剧人物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它是和情节、语言、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情节是人物活动过程中的行为,没有情节的选择和编织,人物也就没法行动。语言也同样,性格、事件、人物关系、戏剧进展,甚至人的外貌和内心独白,都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这是常识性问题,谁都明白。更不用说人物和整体结构,包括情节安排、人物布局等等的紧密联系了。所以在谈论写人物以及怎么写、怎么才能写得好之前,我们必须把这些关系理清理顺,才不至于孤立地去探讨“写人的四种技巧和方法”。

  古代戏剧家们,代表着中国戏曲各个历史时期的贡献和辉煌,剧作的成就尤为突出。在研究剧作家如何表现人物方面,以及用什么手段来表现,也就是总结了他们所用的技巧和方法上,有较高成就的是金圣叹。故特以金的评点理论为主,参照毛声山、吴仪一、祁彪佳、毛宗岗、丁耀亢等人的看法,略作粗浅的评介。

一、衬托法

  有见识的剧作家们都认为,刻画人物从侧面写比从正面写好。因为正面写比较难,观众不大买账,结果是吃力不讨好。如换个角度从侧面写,而且用衬托法写,就会事半功倍。许多成功的例子,都源于侧写,也就是得益于衬托法的运用。

衬托法又可分为三类,一旁衬、二反衬、三正衬。

  (一)旁衬。金圣叹称之为“烘云托月之法”。他在批《西厢记》“惊艳”一折中说:“将写双文,而写之不得,因置双文不写,而先写张生者,所谓画家烘云托月之秘法。”意思是说,从张生眼中写出莺莺,比直接写好,这就是一种旁衬。又如毛声山批《琵琶记》中说:“牛氏之贞,不能自述,则于奴仆口中述之;牛氏自守之贞,不可见,则于其规奴见之。自言其贞,不若使人言其贞;唯能使人尽言其贞,而其贞不待自言而明矣。”这里讲的也是旁衬。表现某人的品质,通过他人口中说出,是一种巧妙的好办法。再如吴仪一批《长生殿》中说:“行文之妙,更在侧笔衬写。如以游人盛丽,映出明皇、贵妃之纵佚。以遗钿坠舄,映出三国夫人之奢淫,并禄山之无状,国忠之荡检,皆于虚处传神。”旁衬还有多种形式,如以写景来衬人,也是旁衬的一种有实效的手法。

  (二)反衬。是以截然相反的人物性格,用来相互衬映,如忠与奸、善与恶、智与愚,是戏曲中惯用的反衬手法。还有以不同感情、气氛来反衬的,如祁彪佳评《簪花髻》中说:“于歌笑中见哭泣”,往往能产生强烈的效果。毛宗岗评《琵琶记》中也说:“独有文人之笔,可于悲中见喜,可于喜中见悲,可于冷中寓热,可于热中寓冷,可于苦中得甘,可于甘中得苦。予初不信,乃于唐诗信之,今于《琵琶》愈信之也。”《琵琶记》全剧都用反衬法,渲染合家团聚,反衬生离死别;赵五娘贫穷愁苦,蔡伯喈富贵逸乐,在反衬之下展现了人物的境遇和冲突。丁耀亢提出“词有六反”,他说:“清者以浊反,喜以悲反,福以祸反,君子以小人反,合以离反,繁华以凄清反。”这里所讲,当然也是反衬法。

  (三)正衬。即以好衬好,以坏衬坏。金圣叹认为《西厢记》中写红娘是为了衬托莺莺,如同“写花却写蝴蝶,写酒却写监史。”从张生眼里看出红娘“大人家举止端详,全不见半点轻狂”,俨然大家闺秀模样。丫环如此,就把小姐衬托得更高。

二、渐度法

  这种渐度之法,是把剧中人的性格、面貌遂步显现,渐次清晰,是一步步走来,越走越近前的感觉。金圣叹称之为“月度回廊之法”。他在《西厢记》总评中写得很细很深刻,(原文略)意思是说,写人物要象月度回廊那样,月光由廊、而栏、而阶、而窗,迤逦隐约,最后才照到美人的身上,而不能让美人徒然暴露在月光之下。莺莺对张生的爱是“一见钟情”式的,但也要经历过若干层次方能达到“兜的便亲”的程度,只有这样写才符合莺莺的身份和性格。还有张生三见莺莺的层次,也是渐度的技法使然。由“瞥见”、“遥见”而到“亲见”、“快见”、“饱见”,由模糊到清晰,也是用的渐度法。之所以采取这种写法,同样是为了表现莺莺的身份。如果开始就一览无余,以后只是重复显现,就会使观众感到毫无意味。毛声山批《琵琶记》,也总结出“由易入难,由浅入深”的写法。特别是写蔡伯喈的思家,既是前文为后文作铺垫,又表现了人物感情发展的层次,这无疑也是一种渐度的技法。

三、曲折法

  曲折与渐度不同,渐度是直线推进,虽然要有由浅入深的若干层次,但其方向是不变的;曲折则是曲线推进,虽然总趋势是前进,中间却有或进或退的方向转换。为了写出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往往要用曲折的手法来表现。如《西厢记》的一步三折,许多曲折都是为展示崔莺莺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而精心设计的。“文似看山不喜平”,“文章家最喜大起大落之笔”,曲折可以说是各种文学体裁的共同要求,对于戏曲中的人物描写来说,曲折与其说是一种表现技巧,毋宁说是写好复杂性、多面性人物的一剂良药。

四、那辗法

  金圣叹提出了“那辗”这个独创的概念。“那之为言搓那,辗之为言辗开也。”他认为,作文如局促于本题,就会感到枯竭窘迫,没有多少文章可做,因而必须善于在题之前,题之后,甚至在前之前 ,前之后,后之前,后之后,盘旋摇曳,而后及于题之正位,才能写得洋洋纚纚,恣肆畅达。他又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也反复阐述:

“文章最妙是注目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

“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

“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

“仆思文字不在题前,必在题后。若题之正位,决定无有文字。”

“知文在题之前,便须恣意摇之曳之,不得便到题;知文在题之后,便索性将题拽过了,却重与之摇之曳之”。

戏曲写人的“那辗法”,实际上指的就是“细描”。文论中有疏密之法,“疏可走马,密不通风”,这是说行文要疏密相间,当详则详,当略则略。金圣叹评小说有所谓“极省法”、“极不省法”。他说:“如要写宋江犯罪,却先写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写阎婆惜与张三有染,却又先写宋江讨阎婆惜,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这就是“极不省法”之一例。那辗就是详密,那辗就是极不省法。实际上,金圣叹指的“那辗法”,与其评小说的“极微说”有些近似,不过极微是从观察的角度讲的,说的是“小中见大”;而那辗是从表现的角度讲的,说的是“小题大做”。“搓那”和“辗开”就是回旋扩散之意,要在简单的情节中,做出一篇大文章。后来毛声山在批《琵琶记》中,也阐发了同样的观点。毛说:“文章紧要处,只须一手抓住,一口擒住,斯固然矣。……既一眼觑定紧要处,却不便一手抓住,一口擒住,却于此处之上下四旁千回百折,左盘右旋,极纵横排宕之致,使观者眼光霍霍不定,斯称真正绝世妙文。”单刀直入的“骂题”是诗家所忌,曲家也不宜“一语便了”,只有用那辗法才能将曲意表达得酣畅淋漓,把人物刻画得细致入微。

四种技法的要义各有侧重,使用过程中切不可偏执。“恰当适度”就是恰到好处,不要把任何事物都绝对化起来,而走向极端。那辗法对于写人来说,它的主要精髓是“展开写透”,满足观众“穷追不舍”的心理要求。但那辗法又不是无必要的拖拉,无限制的延长,如果使用不慎,就会让人感到注意分散、情绪松弛,以至看不下去而中途退场。当然,写人的方法,在古代剧论中还有一些其它表述,但归纳起来也大同小异,故不再重复。写作是件“人与人对话、沟通、争论、反叛”的大事,没有任何现成的教科书,指导你怎样涉足。只有别人留下的脚印,可供学步者参证。脚下的路,仍须自已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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