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提高才能普及 刘厚生
淮剧是一个可爱的戏曲剧种。它植根于苏北农村大地，发扬于上海城市，既有乡土气，又有城市精神，深受农民和工人的喜爱。建国初期我在上海工作时，就看到凡是淮剧团的工厂区演出好戏，电车工人（大都是苏北人）就能在夜间停驶后再开出几列电车到剧场附近送观众。苏北观众更是把淮剧当做自己的掌上明珠。近年戏曲不景气，但淮剧仍然在市场上占有相当份额。很不容易。
关键在于淮剧有强力剧团，有优秀艺术家，有精彩好戏。如今戏曲争取生存的阶梯只能是提高，只有提高的好戏才能普及，而淮剧——特别是淮剧的几个代表性大团，都是在自觉地走提高的路。江苏省淮剧团和他们现在演出的《太阳花》就是突出的例证。
《太阳花》十年前就已出世，惊动了戏曲界。省淮的当家大旦梁国英就因此剧获得梅花奖。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再次上演，并不是从库房中翻出来的旧戏，十年来他们“七稿八稿，没完没了”，一直边演边改地演出了四百多场。事实证明它决不止是所谓纪念戏，而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演、应该演的一个优秀保留剧目。
作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太阳花》不像过去我们常见的某些公式化概念化抗战戏剧，靠一些空旧的“光辉形象”豪言壮语来显示力量，它的突出成就是塑造了一个戏曲舞台上极少见的中国妇女形象方大姑。她不是战场上杀敌的英勇战士，也不是刑场上慷慨就义的烈士，更不是什么地下交通员或什么群众领袖，她只是小城镇中一个普普通通的中药店小业主，行医的家庭主妇。当她发现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剑雄竟然沦为汉奸，并且要带领日寇兽军来扫荡——血洗自己家乡时，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亲手用药毒死自己儿子。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大事，但是方大姑完全不觉得她是创造了一项大义灭亲的英雄业绩，她只是在情势发展到令父老乡亲面临毁灭的紧急关头，感到只有这一条非走不可的路。方大姑身上体现了中国人传统文化道德的忠孝观念。要忠到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先，要孝敬尊爱自己的亲长、父老乡亲，要懂得爱人而不可害人。她疼爱自己的儿子，但她疼爱的是懂得爱国爱人民的儿子而不是汉奸的儿子。
她别无选择，只有向酒里放毒。我相信，如果戏再编下去，方大姑老了，她也决不会故意把这件事当做自己的英雄往事，接受人们颂扬。她会为儿子的背叛愤怒，更会为自己没有教育好儿子痛心，但决不会追悔自己的正义行动。
《太阳花》作者卢冬红的功力显示在她把方大姑面临危机时的决策写得令人可信。作者设置了方大姑大儿子剑豪这一对比角色，他痛悔自己的赌博行为，毅然断指从军，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又安排了小儿子的未婚妻燕坪，放弃优裕的家庭到农村来，由此点明了一个生活真理——人是在不断变化的。大环境的改变，推动着两个儿子的变化，方大姑当然也会成为一个变化的形象。而她的变化是沿着她所受到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和她的性格发展的。这是生活的真实，是真实的普通老百姓的爱国主义行动。作者写得自然流畅，豪无板滞之感。同时，陈澄塑造的方大姑舞台形象，使得这一文学形象更充实地活起来了。她着力表现方大姑作为严肃的封建家长又是慈爱母亲的身份，又显示出她是有文化的，必定是在本地社会上多方应对的干练商人。这就使得她毒死汉奸儿子的行动有了不容置疑的合理性。陈澄的表演是有光彩的。以她为中心的这一台演员都是称职的。
只是，剧作的前半部中对于当时苏北敌后敌我交错的复杂战争环境对这一家庭内部的纠葛（剑豪断指、剑雄“失踪”、燕坪办学等等）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作用，我以为是不足的，希望在进一步加工时有所注意。
希望这样的优秀剧目经常上演，广泛上演。
民族精神的颂歌——看淮剧《太阳花》 薛若琳
苏北农村盛开太阳花，她英姿挺拔，欣欣向日，看见她长精神，增志气。太阳花已成为生命的标志，心灵的象征。近日，江苏省淮剧团进京演出的淮剧《太阳花》（卢冬红编剧、余笑予导演、陈澄主演），讴歌了苏北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壮举。
淮剧《太阳花》的切入视角是独特的。一个行医的家庭不料中道衰落，母亲和两个儿子在抗日烽火中的生离死别，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坚强意志和全民族的反侵略精神。这出戏的故事颇具传奇性：大儿子方剑豪不务正业，一夜之间赌输了家中赖以谋生的药草地，剑豪也很懊悔，自断一指，决心出外闯一闯争口气。母亲方大姑用儿子的鲜血书写“以血洗耻”四个大字激励他。后来剑豪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对日寇寡不敌众的马塘一战中，子弹打光了，剑豪身梆手榴弹，与一群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他把身耻、家耻提升为国耻，壮烈牺牲。二儿子方剑雄在学校读书成绩优秀，母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把家道中兴寄托在他的身上。后来，剑雄东渡日本留学，竟丧心病狂地加入了日本军队，又被派回中国充当日军的翻译官，死心踏地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日军要血洗他的家乡麒麟河畔麒麟村，他提前回来“挽救”母亲和恋人白燕坪，燕坪识破剑雄的诡计，毅然去村口撞钟报警，被他杀死。随后母子相逢，母亲毒死了自己的汉奸儿子。
两个儿子的底色不同，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大儿子从不成器而成长为抗日的民族英雄；二儿子从很有希望而蜕变为民族败类。反映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残酷性和复杂性。当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当国难当头之际，艰苦的环境检验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涤荡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看上去是个败家子，却在战争的洗礼中汰除了心灵的杂质，竟光照千秋；看上去是个好后生，去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竟使良知异变为罪恶。这就是《太阳花》对我们的启迪：质本洁来并不一定还洁去，浪子也有豪情时。
但我认为，戏中刻画和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是母亲方大姑，矛盾的焦积点是母亲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母亲接到大儿子的“绝命书”，万分悲痛，她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自豪；对二儿子当汉奸感到羞愧痛恨，方大姑坚决大义灭亲，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是痛苦的、矛盾的，同时也是决心非下不可的。在方剑雄变质后，方大姑与方剑雄既是母子，又是敌我。她对剑雄有很深的母子之情，但二儿子做为敌人，方大姑又痛恨剑雄背叛国家和民族的无耻行径。儿子也有亲情，拟携母亲进城，免遭一劫。但母亲在母爱与全村众乡亲的生命面前，做出了深明大义的抉择，决定杀死儿子，然后令大儿媳到村口撞钟示警。方大姑本是一个江湖郎中，医病行善是她的人生追求，她的职业使她具有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她和她的家庭并不在第一线，是那场严峻的战争把她和她的家庭卷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这就是这出戏质朴而自然地反映了中国城乡广大人民群众在“风在吼，马在叫”的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方大姑从一个小村庄的小人物发展成为一个有良知有志气的中国妇女；从一般的人道主义思想升华为坚强的民族精神。方大姑的命运，凝聚了无数小人物潜藏的大气魄，他们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释放出来，形成巨大的社会能量。
导演在把握这出悲剧时，力避沉重，强调明亮的色彩，例如大儿子的壮烈牺牲，是通过具体的造型表现的；又如二儿子当了汉奸成为敌人，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母子之情不可能使他们马上进入敌我状态，母亲的情感转化为严肃的政治思考，需要有一个过程，导演正是抓住这一点，让舞台呈现很细腻。这些匠心的处理，使这出戏没有压抑之感。
演员演出很出色，饰演方大姑的陈澄、方剑雄的陈明矿、白燕坪的陈芳、方剑豪的邱晓祥、大儿媳娟红的王萍，都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各自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用肢体语言比较清晰地表现出来，再加上演员精彩的演唱，使这些人物很有光彩，尤其是陈澄更为优秀。
音乐优美动听，较好地用音乐语言刻画人物和烘托场景气氛。舞美注重装饰性，追求意境，侧幕使用的水印布料上的兰底色中的太阳花上下一排排的图案，映衬出苏北地域特色和民族精神，使舞美的内涵更加深刻。
民族战争考验着人们的灵魂 安 葵
淮剧《太阳花》通过一个普通家庭表现了抗日战争期间人的命运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急剧变化。故事既独特又真实。大儿子方剑豪曾因赌博输掉了家产，后来发愤雪耻，投奔了新四军，为阻挡日寇血洗村庄而壮烈牺牲。二儿子方剑雄曾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但在敌人的威迫利诱面前，丧失了民族气节，沦为杀害同胞和亲人的汉奸。他们的母亲方大姑行医持家，望子成龙，本来对二儿子寄予厚望，但当她发现二儿子已变为危险的敌人时，但毅然大义灭亲，亲手毒死儿子。
这一切在和平时期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和平时期人们思想的变化是缓慢的，有迹可察的；和平时期人们的感情也是循乎常规的，最重视骨肉亲情的。但是战争，特别是残酷的民族战争，把这一切都打破了。平时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民族战争考验着人们的灵魂，也铸造着人们的灵魂。软骨头瘫痪了，沉沦了；有气节的中国人却挺直了腰杆，懦弱者变得坚强，平凡的人一下子成为英雄。这就是战争；这就是那场可诅咒的，难忘的，又是可歌可泣的，人们应该永远记住的战争！
《太阳花》把战争推向背景，着重表现人的情感和灵魂。母亲和两个儿子，二儿媳燕坪，大儿媳娟红，都表现得真实可信。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两个儿子，以及在战争环境迅速成长的燕坪，都有典型性，特别是陈澄和梁国英扮演的方大姑，这是一位普通的又是伟大的母亲。（这一次我只看了陈澄的演出，梁国英的演出没有看到）戏中表现了她几次大的感情波澜。原本诚实的大儿子忽然赌钱输掉了家产。这对她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她忍住了；不久，敌人进了村，烧杀抢掠，惨无人道，面对可能遭到的污辱，她与两个儿媳决定喝毒药自尽。这是一种痛苦的，无奈的选择，从演员的表演中我们又看到大义凛然的果敢。鬼子闯进来了，她们智慧地杀死了鬼子；接着方大姑又得到大儿子牺牲的噩耗。这对母亲的打击更重。但她又坚强地挺住了。“化悲痛为力量”，对母亲来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这严酷的环境中的必然的行动。她带领儿媳摆设灵堂，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斗争。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二儿子却以汉奸的身份回来了，母亲在心灵上所受到的打击要比前几次更重。剧本通过这一步紧似一步的情节写出了当时险恶的环境，在发展中塑造出母亲以及其他人物的鲜明性格。在前述的每次打击来临的时候，演员都有大段的唱，发挥了淮剧剧种的特点和优势，抒发出人物激荡的感情，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但是唱段安排得有点多，就显得平，根据人物感情发展，唱段安排得更有层次些，效果会更好）其他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也都给观众留下较深刻的印象。这些人物可以使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回忆起不平凡的故事；年轻人可以透过这段戏剧故事认识那段历史。唤起对现实更深刻的思考，引起心灵的震憾。
《太阳花》曾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在舞台上保留了十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江苏省淮剧团再次修改加工演出，再次得到新老观众的赞赏。这说明剧团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同时也说明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写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作品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我希望剧团继续修改提高，使这部戏能保留下来，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的时候，还能看到它的演出。
凄清悲壮的《太阳花》 戴英禄
一位母亲，两个儿子，演绎了一个爱与死的全新故事，凄情悲壮，令人荡气回肠。这是江苏省淮剧团进京演出的现代戏《太阳花》，给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
上个世纪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苏北，里下河地区普通农乡麒麟村，行医为业的方大姑，寡居多年苦心孤诣地养护两个儿子。儿子剑豪初不成器，嗜赌成癖。经母亲严加训教，他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投身抗日队伍，喋血疆场，为国捐躯。母亲的爱，成就了一位民族英烈。次子剑雄，少年好学，却误入歧途，留学东洋，沦为汉奸，竟然带领日寇血洗家乡。母亲忍痛诱使儿子喝下毒酒，挽救了乡亲。母亲的爱，阻止了儿子的恶行。
方大姑深爱两个儿子。爱和恨相互依存于心际，爱之深，则责之切。她痛责大儿，是出于爱。她痛杀二儿，也是出于爱。因为，她不仅爱自己的儿子，同时深爱着养育了自己和儿子的家乡，深爱着传袭了几千年的民族道德情怀。这种博大的爱，促成了两个儿子的死，长子因承续了母亲的这种至爱而英勇赴死，次子则因为背叛了母亲的这种崇高的大写爱字，而被惩处至死。《太阳花》演出仅两个小时，艺术地完成了一个重大主题的宣示，令人折服。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野蛮侵略的那场圣战，已经胜利结束60年。反映这场战争的文学艺术作品，浩浩难计。许多成功之作，从各个方面，采取各种角度，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这段历史当中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有的作品已经传为经典。淮剧《太阳花》没有正面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编织特别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没有铺排浩大的舞台场面，却能以小见大，通过我国苏北地区普通农村当中一个并不普通家庭母子三人的离合悲欢，表现民族悲运带给普通家庭的惨痛，这个家庭又象征性地映现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母亲象征着具有博大慈爱襟怀的祖国，长子剑豪象征着那些为保卫家国不惜拼死而战的敦厚朴实的华夏子孙，次子剑雄未尝不可象征那些投敌叛国认贼作父戮害同胞下场可鄙的汪精卫式的汉奸贼子。一部剧作有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民族灾难临头时期不同人物的善恶面目和赤黑心肝。
江苏省淮剧团的演出，是应文化部邀请，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专程来京的。演出阵容整齐，艺术风格清新靓丽，具有浓郁的地方韵味，同时展现出省直艺术院团的大家风范。方大姑的扮演者功力超群，对人物性情的深刻理解把握和精到的表演，成功地完成了母亲这个人物舞台形象的塑造。这位主演尤以唱工见长，大型唱段得心应手，酣畅淋漓，两段垛板吐字新晰流畅，使得人物不同境域下的感情表达充沛而富有变化，令人叹服。
艺术贵在创新，最忌雷同。《太阳花》在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的戏剧作品中独辟蹊径，独特的视角生发独特的构思，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艺无止境。戏剧是灵动的艺术，可以在演出过程中适时加工。《太阳花》具有可以进一步加工使之更臻完美的空间。母亲在紧急情势之下诱使剑雄喝下毒酒的戏剧场面惊心动魄，母子二人的内心动作似可加以更多层次的刻画，构成更加扣人心弦的戏剧迭宕，产生更为强烈的震憾力。有论者建议母亲为使剑雄相信酒中无毒，甚至可以与剑雄一起喝下毒酒，母亲忍痛处死了汉奸儿子，挽救了一方乡亲，为此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悲剧结局，也许会更加感人，母亲的形象也许会更独特，成为戏剧人物长廊中的“这一个”。
戏曲成败曲一半 汪人元
戏曲成败曲一半。这既泛指中国戏曲，也指每个剧种，同时还指每个剧目。作为“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曲”（唱腔音乐）的地位太突出了，它不仅是表现戏剧和娱悦、吸引观众的最重要手段，而且也是区别剧种的最主要因素（古代戏曲即多以声腔命名不同品种，如昆山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等），“戏以曲兴”、“戏以曲传”亦本是最常见的史实。但在“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说法兴起之后，虽然合理地重视了一出戏创作中剧本的基础作用，但戏曲界往往忽略了在剧目建设的同时应该对剧种建设中最突出的唱腔音乐上下功夫，而且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其实，即使是一出戏的真正成功，也必依赖于音乐的成功。我强调“真正”成功，就是区别于一般性的内容站得住、艺术上也热热闹闹、一时的观众亦能被吸引的那种成功；而是指真正能够成为艺术上的有效积累，也就是成为剧院的保留剧目而为艺术家自己认可喜爱，同时成为观众心里挥之不去、长久记忆、在剧场愿意反复观赏而离开剧场也喜欢聆听、传唱的那种剧目。试想一下，这样的作品是不是一定取得了唱腔音乐的成功呢？
这次淮剧《太阳花》应邀进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自然是作品切题、正气昂扬，而又视角独特、情感浓烈、戏剧性强、表演齐整等形成的感染力，但不能不看到其中唱腔音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或者说，它所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难怪有人感叹：好久没听到这么一出有好唱腔的戏了！
是的，淮剧本就是个以唱为主的剧种（这与京、昆等剧种很不一样），作曲赵震方为此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他所取得的成功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积极继承传统、牢牢把握剧种风格。这样做，绝不是保守，相反却是戏曲音乐创作的基本要求和成功保证。它既满足老观众对亲切感的特殊欣赏需求，也对新观众采用独具个性、且是传统积累而成最具形式魅力的手段来形成吸引力和征服力。该剧中五个角色、特别是主角方大姑的唱腔基本全部采用淮剧最有特色的淮剧、拉调、自由调，而淮剧唱腔中起、平、落的结构，六字句、四字句、长串垛句等句式特点，也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包括独具特色的淮剧锣鼓（乐器及音色独特、锣鼓经独特、结尾多落于弱音上的结构独特，比如：|轻昌一代一令|昌代|）也被有意识地积极调动。方大姑出场第一段的唱腔就选用了最传统的[香火调]，并将锣鼓糅入其中，一下便确立了剧种的风格基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再加上主演陈澄韵味淳厚的演唱，堪称尽显剧种魅力。但由于旋律作了精心调整，又增添“众和”的处理，便丝毫没有陈旧感。
第二，是表现戏剧准确。戏曲音乐的体裁特征或者说根本要求就是要表现戏剧，它所抒发的感情，必须是戏剧中的此时、此地、此人的感情。若论水平的高低，便在于这种表现的贴切程度了。戏曲界一般所说的腔顺不顺，其实首先也在于此。比如，该剧中女性角色即有三个，作曲做了这样的安排：主人公方大姑在家中“祝祷”的第一个重要唱段即以[老拉调]的优美、沉稳和朴实，来勾画她的基本形象；中场哭大儿子时的大段唱腔采用了[大悲调]；结尾核心唱段则用了淮剧最有特色的[淮调]，其余小段唱腔则以最具变化的[自由调]等，来构筑她丰富的音乐形象。未过门的小儿媳妇白燕坪是个青年女性，便以[自由调]的支曲牌[小悲调]的反弦（移高五度）作为基调，来表现其清新秀丽的音乐形象。敦厚质朴的大儿媳娟红所唱的则是朴实而叙述性较强的[新淮调]和[穿十字调]，娓娓道来，沉稳而平实。又如，方大姑在哭大儿时的唱段，为了准确抒发人物感情，便在淮剧传统基础上又借鉴京剧的板式变化，结构为[导板]、[哭头]、三拍子的[清板]、[回龙]、[慢板]、[中板]、六字句[清板中板]、[宽板]、[快板]、[清板快板]、五字[垛句]、长串[快垛板]的成套唱腔，很有层次、也很准确地表现方大姑此刻哭、思、忆、痛、悔、赞多种复杂的心理和情感。
第三，是积极发展与建设剧种音乐。戏曲音乐是一种程式性的音乐，它在新剧目的创作中便自然面对着新内容的新要求需要有新创造；而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剧种便格外需要有一种剧种建设的新创造，因为它们或者是在表现新题材时常常捉襟见肘，或者是常常会面对时代审美需求的严峻挑战。《太阳花》在这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主要是：积极丰富表现手段、增强时代气息。比如，努力发展唱腔的板式变化；运用新的调式调性来推动旋律的发展和出新；注重淮剧唱腔中大过门的写作创新；追求场景音乐写作的戏曲化；更自觉地调动伴唱与合唱功能；引入当代民族歌曲、甚至是流行歌曲中的行腔技巧……可贵的是，作曲还十分主动地追求与编剧的沟通、合作、碰撞，参与唱段的设置、结构处理、句式安排，甚至改词，这决非是职能越位，而是自觉地去追求在戏曲唱腔创作中那种文学与音乐的最佳结合方式，以及最终呈现的最佳效果。如此看来，赵震方同志前一部作品淮剧《祥林嫂》上演后，令人欣喜地出现观众及票友自发热情传唱其中的“天问”唱段，就并不奇怪了。真诚祝愿这部作品进一步去粗取精，打磨成真正的精品
